自说自话—下岗自白
我终于下岗了。

我下岗是活该，是罪有应得，是下有余辜。

我本来就不该上岗，那年还有一个月毕业，我疯狂地恋爱，直到凌晨两点才返校，以为又得爬门，谁知全校人都没睡，列队在大门口，几个相熟的哥们领头，在和院长书记比嗓门，双方已两败俱伤，一边象公鸭，一边象鸭公。我的到来成了新力军，院长书记马上败下阵来。顿时，人人夸我嗓门好，要我带领大家走上街头去练嗓子。从没出这么大的风头，我自然当仁不让，还串联其它几所学院一块上街练，练到我也成公鸭。

穿学士袍照相最为我不齿，一半象修道士一半象崂山道士，不伦不类。可有人告诉我，我可能没资格穿，这一下麻烦大了！我挑灯夜战连滚带爬，写了十八页检讨，跑到院长面前痛哭流涕，自打耳光，没人拉的话，我还跪地磕头。

嘿嘿！总算让我蒙混过关，不过，毕业是毕业了，发配到乡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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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NO！那是知青，不是我，我是到乡下再教育贫下中农的子弟。原本是这样的，可组织上对我当老师还是不放心，要我先做一年农村工作，也就是参加客串乡干部的工作队。我已经铁了心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二话不说，扑进“广阔天地”的怀抱。

公粮入库，谁家欠交，我连夜去牵他家的牛，扛他家的电视。计划生育，谁敢超生，我挖地三尺也要揪他去绝育，再连夜去牵他家的牛，扛他家的电视。换届选举，谁不投指定候选人的票，我连夜去杀他家的牛，砸他家的电视。总而言之，我凡事一马当先，雷厉风行，毫不留情，不到半年，威震乡里田间。

我夜夜盘算，凭我的表现，不说可以上调市里，起码能提前回学校当教书匠了。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，犯了功高盖主之忌，反被踢到村里搞“三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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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三同”，乃同吃，同住，同劳动也，目的是和农民打成一遍。这也难不倒我，吃是要吃的，我是厨师世家，就地取材，什么清蒸鸡，黄闷狗，小羊扣，我手把手教农民做，不收学费，当伙食扯平；住是要住的，我还没结婚，住谁家都怕给人戴绿帽子，将就住寡妇家吧，便宜了她；劳动是要劳动的，可是碰上了旱灾，这就不好办了，治水灾还有个大禹可学，治旱灾好象没人做榜样。

“锄大地”！既然土地没法“锄”，那就到牌桌上来“锄”吧。我绞尽脑汁才想出这个让大家都能劳动的方法。令人振奋的是，咱们村的人，不但在土地上能“锄”，在牌桌上也“锄”得很有天赋，我这个“老师”也常常被“锄”得借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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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本村“窝里锄”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，一头牛，今天牵到你家，明天牵到我家，后天牵到他家，谁都没捞到好处，牛倒累出病来。就在大家对“窝里锄”感到厌倦的关键时刻，我利用我威信，及时地发挥我的串联特长，把隔壁两个村引进我们“锄大地”经济圈。

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”，咱们村的人“锄”技比隔壁村的高，鸡呀羊呀牛呀马呀，送到咱们村来，而且大多有来无回。两个月后，隔壁村不但儿子孙子出门打工，女儿媳妇也背井离乡了。随着更多村庄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我挨家挨户，苦口婆心，归劝本村人金盆洗手，转做买卖，为他村“锄”民服务。如此一来，不到五百人的村子，变成了一个小集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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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农村工作期限在不知不觉间来临，村民们送我的队列有一公里，鞭炮响了两小时，寡妇房东哭得象泪人，五辆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载着我回到乡中学。难以置信的是，校长说，我和他们学校没有任何关系。

经过无数次有偿咨询，才得知我下乡一年，人事编制早被他人占据，我的名字则上了精简名单。我要上告！市里省里甚至中南海。我义正辞严地对主管领导宣布我的决定，人家只说了一句“聚众赌博”，我马上灰溜溜地接受下岗，还低三下四地感恩戴德。

我下岗是活该，是罪有应得，是下有余辜。